叶永烈:捐赠之后
2017-11-23

来源:新民晚报      编辑:郭影     2017-11-21 15: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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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我走进上海图书馆一个特殊的部门。那里不见一排排书架,不见一本本图书,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台台电脑,各种各样的仪器。墙上贴着蓝底白字的两张布告:《“叶永烈专藏”数字化流程示意图》和《“叶永烈专藏”数字化项目安全细则》。

叶永烈在上海图书馆信息处理中心(2017年9月30日)

      陪同我参观的是上海图书馆周德明副馆长。2014年4月,当他从陈凌康先生那里得知我有意把创作档案捐赠给上海图书馆,马上和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到我家商谈。他了解到我的创作档案数量庞大,定名为“叶永烈专藏”。4月底,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隆重的捐赠签约仪式。转眼间,三年多时间过去了,我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40箱手稿、名人书信、采访磁带、档案等。如今,他们究竟整理得怎么样了呢?

      对上海图书馆来说,收藏、扫描手稿、书信是经常的工作,是他们的长项。他们设有名人手稿馆,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保存纸质文件,安全无虞。我关注的是那一千多盘采访录音磁带。很多磁带是二三十年前录制的,而盒式磁带的寿命通常是十几年,必须尽快转成数码,才能长期保存这些绝版的历史的声音。

      上海图书馆信息处理中心的负责人全先生告诉我,上海图书馆高度重视这批名人采访磁带,不仅配备了专门的转录设备,而且还从北京请来富有经验的专家给予技术指导。他指着《“叶永烈专藏”数字化项目安全细则》说,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作了十项规定,诸如“资料原件非常珍贵,加工时要轻拿轻翻”、“离开工作岗位时必须要将资料原件及时放入资料柜并上锁”等等。两位女士专门做转录工作,目前已经转换了八百多盘。周副馆长说,他从转换之后的数码录音中,清晰听见了陈伯达那浓重福建口音的谈话,也听见刘诗昆充满激情的珍贵回忆。这些录音在几十年上百年之后,仍将为后辈学者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。

      全先生说,除了少数磁带磁粉脱落、无法还原之外,大多数都能转换,这些磁带保管不错。我说,可能有几个原因:一是当时意识到所采访的大多是当代重大事件的亲历者,所以从上海磁带厂成批买了新磁带,只用一次,从不抹去之后反复使用;二是保存在铁皮档案箱里,以屏蔽外界的磁干扰;三是箱中放了干燥剂,防潮防霉。不过,由于采访时使用盒式录音机,单声道,而且没有外接话筒,有的录音质量差。还有的环境杂音大,也影响录音质量。全先生说,准备以后再作仔细加工,滤去嘈杂的背景声音。

      对我来说,捐赠那些采访磁带,还算轻松,因为磁带盒上原本就贴好标签,写明采访年月日,被采访者的姓名,是第几盘磁带。在我的电脑中,还有一份以时间为顺序的采访磁带目录。所以我把成批的采访磁带装箱并附上磁带目录电子文本,交给上海图书馆就可以了。而捐赠名人书信的工作量就很大。通常,熟悉的朋友给我写信,往往信末只署名而没有姓,我必须在信的上方写明来信者姓名,有的还要注明身份,以便工作人员明白这是谁的来信,何等人物。比如,在署名耀明的信上标明“潘耀明(彦火),香港著名作家”,在丁盛的信上标明“南京军区司令员”等等。有一封信末只署一个“鼐”字,乃是考古界泰斗夏鼐院士。有一封信末署“书弟”,那是首漂长江的英雄尧茂书在牺牲前一周写给他三哥的长信。他的三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,把这封信送给了我。我在信上详细加以说明。在几千封这样的书信上逐一加注,很重要但又很费时间。

这封1983年4月14日的信,末尾只署一个“鼐”字的信,乃是考古泰斗夏鼐院士的手笔。如不加注,很易被忽视。

      周德明先生“表扬”了我,因为我捐赠的书信往往附有我的回信,这是很少见的。有往有返,有助于理解信件的完整内容。我怎么会保存了诸多回信呢?当年写文章、写书稿,我总是夹一张单面复写纸,留一份复写底稿。一是万一邮寄丢失,仍有底稿;二是出版社出书时往往会有删节,而我必须保留一份完整的书稿。我在写信时,凡是以为值得保存的信件,也留了一份复写稿。

      从上海图书馆回来之后,趁国庆长假,我又整理了10箱创作档案,捐赠给上海图书馆。叶永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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